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坚决不海龟XD

（南方周末本期世博专稿，原文已被删改）

(《HIGH过之后，优雅起 来，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初稿)

这篇稿子历经七次修改，数次送审，最后出来的稿子已经与原文完全不同，所有批评世博会的内容悉数删除。

世博固然是一场盛会，但它只是一个国家成长历程中的一 个节点，我们记录这期间发生的尴尬，并不心怀恶意。

所谓的“文明”从来指的不是老百姓是不是随地吐痰、大小便，而应是生活在其间的公民如 何自主地改造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加从容、克制、理性而有尊严。

探讨文明现象，不代表我们用柏杨式的文章对国人“横加”指责，我们更愿意由此展开对一 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治理方法论的探讨。

直面尴尬，心怀美好，改变随时随刻可以开始。

作者：陈鸣、实习生 刘高阳

上海世博会，又一个属于中国的时间。在展现城市文明的同时，这 个横跨浦江两岸的巨大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184天的微型城市。游客将与现代场馆共同构成这次展示。

“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然而，行走在这个临时城市里的游客却正在让这个系统濒临崩溃。

失控的“热情”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两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Anastasia Yevets）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如今，她的心情却比上海连绵的梅雨更加糟糕。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姑娘和她的同事们正在目睹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的场馆越来越像一个动物园。中国游客们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拿起相机对 着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狂拍。“有时候，中国人一手猛拍着桌子，一边对你喊着嘿！嘿！嘿！他们想喊我合影，却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被围观的猩猩。”最令阿娜斯 塔西亚难以置信的是，几天前，一位中国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孙子在场馆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

      处于震惊和崩溃边缘的并不仅仅是阿娜斯塔西亚。

      在古巴馆，Shela Borges Glez见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开始，她们在墙上划出一小块区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候，汉字 就像蝗虫一般疯狂地覆盖了整个场馆的墙壁。中国游客的热情程度显然令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连Shela的办公室都不能幸免，在玻璃门上，中国人 写满了“XX到此一游”和“XX我爱你”之类的字样。在数次清理之后，Shela和她的同事放弃了努力，每次擦完不久，中国人又将攻占他们的玻璃。他们只 好贴出“禁止往墙上涂画”的告示，以这样的形式为自己一开始的错误决定埋单。

       世博园里发生的这一切，就上海的雨季一样，无休无止，令人心生厌倦。

      埃及馆的Tahany刚刚从开罗飞到上海来接替她同事 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馆长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石头！”场馆里摆的雕像都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其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爱神柱”之类的珍品。

       这些从开罗运送过来展品大部分没有加装防护罩，“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去摸文物，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很快，埃及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原先安排的工作，他们每两个人守着一处雕像，并拉上围栏，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一个中方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埃及人迅速地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 好”，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复上百遍。

       在捷克馆，游客们一度像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一样纷纷爬上圣约翰·波穆克的青铜像，直到铜像被护栏围了起来。在孟加拉馆盖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面 色冷竣，机器人一般地只重复说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而在见识了中国游客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中国人。”和那 些面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 如何向自己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在梅芳的朋友里，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游历过中国贫穷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类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所在。“我经常告 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但即使是梅芳，也很快失去了耐心，她的眼睛在无数次突如其来的闪光灯照射后开始干涩胀痛，有一天因为制止游客插队，一个中国男子用地图狠狠地拍打了梅芳的 手臂，这次袭击让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在中国小孩在场馆中央大便之后，白俄罗斯馆终于用巨大的围栏把中央的圆形场地围了起来。

守不住的场馆

作弊与反作弊，破坏与反破坏，偷盗与反偷盗，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当“梅芳们”在场馆里焦头烂额的时候，蔡雯俊和她的同伴们也在人潮中努力站稳。她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是世博文化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很多时候她被调配到北门疏导人流，在这个出口，人群被分成两队，一队通往六楼参观，一队则直接出馆，两个队伍中间用隔离带隔开。很多时候隔离带和志愿者的引导被视若无睹，只有在 发现走错了之后游人才返过来要求志愿者让他们原路进馆。“他们既想不受控制地乱走，又丝毫不愿承担走错的后果。”

      连不明国情的外国工作人员也很快明白，“过度热情”已经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除了不讲礼貌和规则，更多千奇百怪的状况从第一天开始，从场馆的入口处，就层出不穷——一位法国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的几天他们像目睹奇迹一样，看着那些从绿色通道坐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立起来行走。

       破坏规则的好处显然十分诱人——当别人还在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时，绿色通道上的人员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馆，而且还能捎进一个“护理人员”。在 一些场馆门外至今可以看到为数甚众、真假莫辨的残疾人排起长队。

“有一次，一个有着强壮肱二头肌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很疼似的紧紧握住自己的手臂，却告诉我们他患的是小儿麻痹症。”一个在沙特馆门口协助维持秩序的志 愿者说。一些明显已经接近10岁的孩子被父母安排坐进了婴儿车，以此换取不排队的特权。

       在经历了最初阶段完全开放的姿态之后，很多场馆开始小心调整收缩他们的策略。所有试图由绿色通道进馆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关的证件，一些明显有作弊行为的游客被挡在通道之外。

       但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们依然能够掏出各类红绿缤纷的证件。有的家庭为了让一家老少都能通过，在场馆门口精心商量着如何分配手头的老年人身份 证、残疾证和婴儿车。这看起来像是一盘跳棋游戏，任务就是一堆棋子搭上另一堆棋子的顺风车，从而跳到场馆的那一边去。

       即使作弊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后游客们还一边大骂工作人员，一边离开，脸上不但没有惭愧，反倒对我们有不通融办事的鄙夷”，一位来自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

       进入场馆内部之后，游园狂欢才刚刚开始。在捷克馆，一个名为“捷克明珠”的视觉装置吸引了游客围观，这个由5个巨大玻璃面组成立体屏幕璀璨明亮，令观众仿 佛触手可及。开馆之初就不断地有游客用脚磕打玻璃，他们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玻璃做的。于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被派在此处专门制止人们的破坏行为。

       在摩肩接踵的嘈杂环境里，偷盗与反偷盗，也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在泰国馆的最后一个参观环节是放映一部3D的电影，场馆内的设施会随着电影场景洒水和喷施香气，显然十分钟的尖叫体验令很多观众沉醉其中，于是，他们决定 趁混乱把3D眼镜捎回家去。

       泰国馆的解说在每场电影结束时都会向游客们恳求：“这个眼镜在家里看电视是不会有3D效果的，我们的眼镜已经越来越少，请您不要拿走。”但结果令人无奈， 泰国馆馆长Saranpat Anumatrajkj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馆内的3D眼镜每天以5%－7%的速度丢失，“每放一场电影大约会损失10个， 而我们每天大概会放50多场电影。”

       在中国铁路馆，3D影院的200多个座位如今只能坐100多人，原因是3D眼镜被偷到只剩这么多了。

       香港人似乎对3D眼镜遗失的可能性有更充分的预判，他们直接在眼镜上贴条形码，在场馆出门处设立安检门，任何试图带眼镜离开的人都会引起机器的尖锐叫声。 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安检门因此每日鸣叫不已。

       比眼镜更小的物品更适合被带走，在波黑馆，狭长走道上的液晶电视上的8GU盘被游人尽数拔光，最后馆方不得不把数据盒藏起来，通过USB线再连接到电视 上。

       也有人尝试更有挑战性的目标，6月27日下午，波黑馆的两名中国游客从严密封闭的玻璃壁橱里成功地偷出几件嵌有珠宝的首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幸运的是另一位游客在离馆前及时地举报了他们。

盖章族的围攻

“他 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中国人自己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一两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世博会的主题曲应该是一片笃笃笃的敲章声。”突尼斯馆的Anis Basti调侃道。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这令他根本无法理解。

       围绕世博会赚钱的黄牛们开始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

       场馆有冷热门之分，而在盖章这一事情上，每个国家的场馆终于实现了“平等”。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 房。在泰国馆，铜、木、橡胶等各类材质的印章则被悉数敲坏。

       中国游客的狂热在盖章上终于全面爆发。在丹麦馆，游客为争夺印章而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这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爱尔兰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 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爱尔兰工作人员不得不报警。

       拒绝这些长时间排队的中国游客的盖章要求时常要冒一定风险。“死爱尔兰鬼”、“死丹麦鬼”、“死法国佬”……各种口音的咒骂足以令人崩溃。

       Shela所在的古巴馆干脆将盖章台移到场馆外面，并用铁链将章子链了起来。更多场馆把印章收了起来，不再提供盖章服务。在白俄罗斯馆，工作人员同样挂出 了纸牌，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没有章”。“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根本就不看我们的馆”，一位挪威馆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上海电视台的摄像机时忍不住痛哭。

       泰国的Saranpat告诉记者，盖章的人群不时地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最后他们干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自己动手，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中国人自 己竟然也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两三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很不理解，他们的场馆设计用很多技术手段设计了逼真的互动体验，依然有很多中国人进来只是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

       对这一点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

       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 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通过所有审批。”梅芳无奈地说。

失去尊严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 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发生的零星不快，并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来，相反，在开园初期遇冷之后，每天游客数量都在节节攀升。每天游览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0几万人上升到现 在的45万人以上。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在人满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很多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 个过程中大人们没有机会上厕所，小孩子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有的人开始打牌玩游戏机，更多人无所事事。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恐怖的春运。

       闷热潮湿的上海加剧了人们的烦躁。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 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顾晓芳认为网络上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在她看来，超长的排队使人们失去了尊严。“园区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栅栏可以设置 得很弯很长，人们的耐心和体力却是有限的。”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很多时候园区和游客需要共同改进，比如世博文化中心的6楼有几家餐厅，前来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厅人员带领直接上楼，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途 径可以订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过尝试，他们试了包括查号台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没有找到订餐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的话，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后他们肯定就要 开始抱怨。”

       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刘永生是该校志愿者在中国馆的带队老师，她认为在排队两三个小时后人会极端疲惫，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举例子，在中国 馆南广场排队的游客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 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而陆续增加的旅游人数，无疑还将对园区公共服务构成持续挑战。公共汽车站大部分时间人头攒 动，尤其是世博大道线上的乘客时常需要分流到过江线上，再从就近站点步行到达场馆。

       就在顾晓芳参观世博园前后几天，世博局发布的旅行社团队入园预约情况信息显示，6月4、5两天的预约团队数共达到9152个,预约游客人数共达35.35 万人次。截止5月底，世博局票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已售出的3771.2万张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团体票，而其中大量是单位采购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 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项任务。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因为害怕拥挤的原因拒绝参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单位罚款1500元。

中国成人礼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在靠近美国馆的吉野家，欧洲广场附近的肯德基餐厅，在公交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冲突的人群。人们因为碰撞、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

       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周边的江浙一带赶来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 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工程。

       阵雨不时地袭击人群，在那些拥挤的队伍里，撑伞的人们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围人的身上，然后开始了互相指责。6月27日早晨7点钟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体验了一次两个半小时排队入园的经历。游客的争吵从未停止。两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队伍中为人劝架，他们对园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队伍都这么长，上海最近又每天 下雨，为什么不多盖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几万人等着入场，为什么不把开馆时间提前？”

       精心建设对比走马观花，在世博园这个微型城市里，人与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前为止最大的尴尬。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焦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凸现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解里，花160元人民币进园就是享受服务的。在应聘上海世博志愿者时，蔡雯俊曾经怀揣着不错的预期，“我们对游客提供了帮助，他们应该会是感谢的态度，结 果他们经常喊我们服务员！”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说实话，都是看个热 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6000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 会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6月26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罗斯馆的角落里，这份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她开始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袭击你……”

       有时候她也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三十年的封闭，人们的价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国人行为的机缘 所在，面对她那圈已经厌烦中国的朋友，她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还不富裕。”

       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队双重考验下，游客们已经筋疲力尽，人群东倒西歪地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花车游行让他们重新兴奋起来。那是一场连绵细雨之后的移动演出，远处是吹奏着西洋乐曲的铜管乐团。近处的一辆花车上京剧演员们京韵婉转，围拢而来的游客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雨后的阳光下，演员们 水袖挥舞，华装闪亮，那样的场景宛若盛唐。

独唱团：照着封二名册把这帮人都抓起来 没跑

今何在

拿到了《独唱团》，从头看到尾。《独唱团》完全不独唱，根本就是大合唱，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愤青精英，媚俗先锋和语言暴力犯，平时老死不相往来，互相划清界限，现在居然在这个地方都碰上了，好似万圣节的假面舞会，大家惊叫：“原来你老小子也在这里啊”，十分的狂欢。突然有种感觉，那些十年前二十年前曾经是文学青年的现老文学青年们在被男看王霸之气统一大陆女看四十五度华丽忧伤的网络小白们鄙视和无视了许久之后，终于又找到组织了。

我不鄙视文学青年，我自己当年就可以算是文学青年。伙同其它共犯在大学里把班刊系刊校学生会刊上塞满了空虚的愤怒和无聊的感伤，顺便毫无良知的在图书馆书籍的边角写下评论，然后打嘴仗。例如：“本书作者是XX。”“第二十八页的愤青才是XX。”“我最讨厌在书上乱涂的人了，前面各页的XX你们作为大学生不羞愧吗！”

当时没有网络。这种涂鸦行为就成了最早的网络，它同时还出现在课桌上和厕所墙上。当你看到一些东西，你就会想评论，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想让人看见。这种欲望起初以破坏的形式进行着，被规则所不容忍。直到网络时代的来临，终于有个地方可以自由的说话而不用先打申请或是投稿等待某些不知在哪里的编辑审批挑选了。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没有哪里可以绝对自由的说话。不过，网络仍然是当你想说点什么时，最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你不贪图千字千元的稿费的话。

如果有人为你的言论付钱，那么这是危险的。因为你可能在自觉不自觉中按照了他的喜好来修改你的文字。

韩寒是网络上最受关注的人，但我想他并不认为网络是他的心灵归宿。的确，当你的博客平均每月就会消失几篇时，没有人能在网上找到安全感。

所以韩寒想做杂志，也许因为那才是他的地盘，他可以作主的地方。在那里他来挑选一切，按他的好恶，给他喜欢的观点和文章付钱，把他不喜欢的放进回收站。

这没什么不对，所有主编都是这么干的。虽然这正是韩寒们在没有话语权的时候最厌恶的一件事。自己认为是对的、是好的东西，只是因为手里掌握编缉权的人认为不对不好，所以就得不到见光的机会，或者不得不接受文章被删改后还加注上几条对你思想成熟度健康度的点评。相信文学青年们包括韩寒当年，一篇又一篇向萌芽等刊物们投稿的时候，都在矛盾，不知对那些一条条评点删改自己文章的老师们是该感恩还是夺回稿子愤然而去。

我想韩寒不会去删改别人的文章。他应该也可以容忍在自己的杂志上出现他不喜欢的观点。比起当年的杂志，这已经是值得欣喜的事。但这仍然是一个媳妇熬成婆的故事。这个婆婆也许当年作媳妇时忍气吞声，吃过被婆婆冷面教育的苦，所以现在很开明，但她仍然会忍不住要把她的观点加于她的孩子、她的杂志，只要她还选稿，只要还有选择发表这种形式，这就是必然的。

《独唱团》里我最愿看的是《所有人问所有人》，因为那是最网络精神的一个栏目，所有人都是作者，也最直指现实。我建议独唱团以后用一半篇幅来做这个栏目，用全部我也没意见。

至于其它小说杂文，我去著名文学老不死青年网站榕树下看就行了，那儿论M卖的。而最讽刺的是，当它们登在那里时，还会有点击率和好评吗？韩寒可以伙同榕树下LLM们做一做个这实验。把要出的稿子先塞进去，让读者们来猜一猜，哪些最后能上杂志。看看编缉们是否真的那么代表读者。

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独唱团》的读者们也不能免俗。文学的价值仍然由曝光率和编缉口味和包装运作决定，而不是文字本身。韩寒若挑出里面最烂的一篇，然后使劲说它好，相信必会有人跟捧。然后把最喜欢的一篇丢到网上某个不被关注角落，它必然烂在那里。

这就是危险所在，韩寒的好恶正在影响你，尤其是当你自己没有标准的时候。于是有的小朋友们难免要按了《独唱团》上文章风格写作，正如他曾经模仿《最小说》的风格去写作。这两种模仿没有什么不同，你都被洗脑了。

韩寒自己的成功，是对“少年作家、反叛个性、不上大学”的争论与炒作，而不是在于《三重门》真的打动了一代人。而韩寒真正的可贵处，也是在于他成名后还能坚持他的个性，敢于说话，敢于面对面实。而不是他的文学得了诺贝尔奖。有些人名气大大，微博粉丝无数，但是永远只谈风花雪月，绝不敢转一个负面的贴子，怕被经纪公司扇耳光，这种人真是出名出得可怜。

这也就导致了《独唱团》的尴尬：它该是少中青年为赋新诗强作愁的文学杂志？还该是各派人物赤膊上阵来战个死活的思想刊物？

韩寒已经做出了选择。所有人都等他当出头鸟，他也因为当出头鸟而得到了名声与期待。但他不能真的硬挺蛮干，不然鸟都没了，还怎么出头？

所以从一期《独唱团》看来，它更象文学青年们的复兴——从供稿群体来看，更像是文学老青年们的复兴。（看看“榕树下”网站的LLM文青王小山和狂马之流多兴奋的作专题就知道啦！）但是也仅此而已。这点韩寒自己也承认。在这本杂志上的众多小说或杂文看似尺度大胆，但是你如果看过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当代》、《十月》等主流文学刊物，你会发现，有嘛区别？当年余华苏童那帮人不也是这么写小说的吗？写得还更好些。要说区别，那么十年二十年前主流文学的尺度可能会更大胆一点，不论在是性上或是在描写残酷社会上。当年的那帮人还更有才华更理想主义更执着文学一些，虽然现在他们老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对八十年代的记忆，那个曾经被称作文艺复兴的时代，是否看到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作品。其实，《独唱团》更像一本旧古董名录。现在这本杂志上蹦哒的家伙，大多都是那个时代的余孽和余孽后代，他们也正是曾经被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八零九零后所鄙视的一种人，他们叫文学青年。他们自恋、脆弱、空虚、呻吟、在他们还是青年的时候，他们会讨论哲学，创作诗歌，激渴的寻找卡口带，留长发玩摇滚，很认真写一些现在看起来非常装的文字。

他们曾经被他们的上一代所不能理解，觉得艰苦奋斗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繁荣时代你们还不满意，当年我们饭都吃不饱靠着理想建设国家，现在你们喝着可乐和啤酒还大喊活得没劲，什么玩艺儿。

他们同样被他们的下一代不能理解，有这时间去赚钱行不行大叔们？什么“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连的都舍不得打，滚一边儿去。什么“这世界就是一垃圾场？”那是因为你买不起市中心的房。

所以文学青年们都开始愤恨这个词，你敢说他文学青年，他祝你全家都是文学青年。他们论斤卖了当年买的书，开始把所有的东西标价出售，他们很多人现在都有钱了，但还是觉得心底少了什么。这时他们突然看见了《独唱团》，他们突然明白了心底少了什么。那是开着宝马回去在初恋情人面前兜一圈的梦想。他们当年抛弃了文学，现在他们还要回去再矫情一把，说：这么多年了，我其实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虽然我现在老婆孩子都有很多，但是我心中最爱的还是你。

所以，想看文学青年吗？想知道八十年代后就灭绝了的恐龙啥模样吗？照着《独唱团》封二名录全抓起来，一个没跑。给点花香就以为春天来了，给一块小奶酪，就傻傻的全出洞了。他们似乎真的以为看到了文艺复兴的希望，真的有种错觉，当年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又回来了。这么多年了，孩子都打酱油了，怎么还老顽童似的学不乖呢？

如果韩寒成为主流，如果批评《独唱团》可能被人民的唾沫淹死，那么时代并没有什么进步。不过是一个主流替代了另一个主流。如果有一天韩寒真的被推崇成鲁迅，当他的小说上了中学课本，当主流话语和狂热粉丝们把他塑造为偶像，再也容不得对他的任何批评和质疑时，那么，离开他，虽然那时候一切已经晚了。

当韩寒是个被围攻的弱者时，我们应该聚集起来，保护他，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包括捍卫《独唱团》的生存与发行的权利。但当有一天他登上王座，护卫成群，我们最好收敛我们的颂歌。我们要支持一个我们意见的代表的韩寒，而不是一个代表了我们意见的韩寒。

所有人年轻时都曾充满理想，都对现实不满宣称要开创自己的时代。一代又一代，我们热情的簇拥、膜拜那些用激情和理想打动我们的人，但当他得到权力的那一天，他就立刻会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从古到今这没有例外。

韩寒成了杂志主编，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他有了团队，他要为他的员工和发行商负责，他必须改变自己，和现实妥协，并且用更圆滑的方式去战斗。他必须尽可能的笼络很多人，不能再童言无忌的说话，因为他得让杂志活下去。审查机构和读者，都是不能得罪的，所以选稿和说话都要慎之又慎，想了又想。

他也终将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活下去会成为他的唯一目标，活下去就是胜利，为了虚无的理想而战死或毁灭只在电影里出现一下就好了，在现实中那不适用。

正如这本现实主义的《独唱团》。它不像新生代前进的号角，更像老文青怀旧的挽歌。

但没必要强加期望给《独唱团》，用一本杂志，当然不可能改变时代。你手中的武器，正是别人当年的武器。有一天当你真的胜利了，你会把这武器授与你的反对者吗？当然不会。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我才是正确的。

什么样的时代才会有真正的文艺复兴？是当独唱变成合唱的一天，是当所有的杂志都消亡的那一天，是当发表文章不用再被审编的那一天。是韩寒永远仅仅代表韩寒所扮演的韩寒本人的那一天。

建议在《独唱团》的封面上印上一句话：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包括韩寒。